谁主沉浮：东周兴衰札记
何志宇 2025年7月19日
乱世出英雄，东周是正统秩序土崩瓦解的混乱时代，却也为君相大展雄才和名士纵横捭阖提供了广阔舞台。人们颂扬着春秋五霸的功绩，称道着战国七雄的争锋，也着迷于王侯将相的英雄传说。
我对东周这段历史时期的兴趣始于《战国策》，并受《东周列国志》强化，这些都促使我进一步在《史记》中挖掘纷繁复杂的往事。“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”。我们固然能从列国的生命轨迹里总结国家生存、发展和竞争的教训，但在本文中，我更愿意聚焦于历史断面内那些鲜活的个体，梳理得失体悟，以资借鉴。
靡不有始，鲜克有终
盛衰荣辱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。小到个体，大到国家，都会经历萌芽、发展、兴盛和衰败的完整周期。《桃花扇》中的“眼看他起朱楼，眼看他宴宾客，眼看他楼塌了”，很好地刻画了这种急速盛衰的过程。绝大多数人都向往处于顶峰的地位，少数人能凭借努力和机遇真正到达山巅，其中只有更小一部分人才懂得有始有终，居安思危，接受终有一天要体面地告别峰顶的事实。
作为春秋五霸之首，齐桓公的伯业不可谓不煊赫。桓公作为襄公庶子，在与公子纠的继位争夺中惊险胜出。他有足够的度量，能够抛下管仲一箭中钩的深仇，尊管仲为仲父，充分信任他施展治国才干。桓公也广泛任用贤能，推行改革，促使齐国走上国富民强的道路。
桓公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”，风光一时五两。他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号，既借匡扶周室来深明大义，凝聚人心，又通过征伐夷狄和扶助弱国来巩固齐国的领导地位。在葵丘之盟中，桓公陶醉于无以复加的崇高声望，以至生发了于泰山封禅的念头。
然而，月满则亏，水满则溢，霸业之下潜藏着深刻的危机，并在桓公晚年演变成了巨大的灾难。随着贤相管仲和鲍叔牙相继谢世，桓公忘却他们的忠言，转而偏信竖刁、雍巫和开方等佞臣。他也许在想，“我已经如此成功，人生苦短，多享受今天的快乐又有何妨？”因此便志气昏堕，流连于声色犬马，任由五位公子争宠，迟迟未选定下一任国君。等到桓公病重，竖刁和雍巫违逆将桓公封锁在宫中，任其活活饿死。待到群公子混战结束，嗣君终于想到殡殓桓公之时，他却已“身死不葬，虫流出户”。经此一乱，齐国也就此堕入二流国家的行列。可惜桓公英雄一世，却有始无终，令人扼腕。
面对兴亡盛衰的周期律，我们是否真的无能为力，只能接受宿命论的结局？并不尽然。如曹雪芹借秦可卿之口所言，“荣辱自古周而复始，岂人力所能常保的？但如今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，亦可以常远保全了。”我们要能未雨绸缪，争取挺过严酷的衰败时节，为开启下一个蓬勃发展的窗口期做好准备。
大器晚成，大音希声
假如一个人在六十二岁时还漂泊无依，那他或她会如何？
从现代人的视角看，在花甲之年，人的精力已不可与年轻时同日而语，更遑论在物质条件微薄、“人到七十古来稀”的古典时代。或许这样一个人的命运就此盖棺定论？
晋公子重耳便有这番际遇。在他人生的前四十三年，他先是作为公子居住在国都绛城，后奉命在外驻守蒲城。此时他虽谈不上养尊处优，生活却也算波澜不惊。然而，随着骊姬惑乱晋献公剪除异己，他不得不携随从出奔他国。随后因献公薨逝，晋国内部变动频仍，重耳在外持续流亡十九载，先后遍历八国。
在重耳一行经卫国往齐国的路上，他们因饥渴落魄到向田夫乞食的地步。一片低声下气却换来田夫用土器戏谑做食的嘲弄。他们总算到达齐国，并获得晚年齐桓公的礼遇，开始憧憬借助齐国的力量返晋即位。然而天不遂人愿，桓公不久便故去，齐国陷入内乱，回归晋国的希望也烟消云散了。
此前重耳已得桓公许配宗室女齐姜为妻，当下的鸳鸯之乐和未来的重重迷雾，自然而然地使他萌发了长久留在齐国的念头。他说：“人生安乐，孰知其他！必死于此，不能去”。是啊，既然返国即位无望，而当下岁月静好，那为何要愚蠢地抛下这一切呢？
然而，也是重耳有幸被深谋远虑和深明大义的人们环绕，也是上天注定要重耳成就一番非凡的事业。齐姜和重耳的随从赵衰和狐偃商议，趁重耳宿醉时用车马载他出城去往他国。“要成鸿鹄志，生割鸾凤情”。重耳惊觉后也只能接受，踏上了前往列国寻求扶助的道路。
“要为天下奇男子，须历人间万里程。”重耳终于赢得了秦穆公的强有力支持，在六十二岁的年纪彻底结束了流亡生涯，即位成为晋文公。在接下来的九年里，他接过了齐桓公尊王攘夷的大旗，成为春秋时代新一位霸主，奠定了晋国在随后近一个世纪里支配中原事务的根基。
晋文公可谓是大器晚成。他能在花甲之年开启华丽的新篇章，既依赖于他本人的坚韧，也极大受益于他身边贤士的不离不弃和鼎力相助。最忌讳的，便是安于享乐与半途而废！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，都必须要有自己的坚定使命和宏大愿景，一以贯之，或早或晚定能实现高远理想。
快意恩仇，一雪前耻
古今中外，人们都倾心于跌宕起伏的复仇故事。无论是莎翁笔下的哈姆雷特，还是大仲马塑造的爱德蒙·唐泰斯，都以其鲜明的个性和曲折的经历牵动着万千读者的心弦。“永别了，善良、人道和感激。永别了，所有使心灵之花绽放的情感！我已经代天主酬报了好人，现在让我代复仇之神去惩罚恶人吧！”基督山伯爵的这一席话让人心潮澎湃，也令他的复仇更显雷霆万钧。
中国文化里没有上帝作为最终的主宰，我们的英雄更愿意秉持世俗公义自行做出最好的裁决。伍子胥伐楚掘墓鞭尸，孙膑马陵计陷庞涓，都是脍炙人口的复仇案例。我想讲述另一则同样跌宕却鲜有提及的故事。
试想一下，一个地位低微的门客，因为莫须有的缘故引起主人猜忌，进而招致相国捶击投厕的羞辱。他九死一生，苟延残喘已是侥幸，又如何能东山再起并洗刷耻辱呢？
上述情形不是小说家的杜撰，而是魏人范睢的真实经历。他受主人须贾忌恨，蒙魏相魏齐羞辱，不得不化名张禄，逃亡秦国以图后策。他腹有良谋，胸怀韬略，抓住机会以远交近攻的国策赢得了秦昭襄王的信任，升为秦国相国，获封应侯。
魏国当然无人知晓，如今位高权重的秦相张禄竟是当年轻于鸿毛的门客范睢。在秦将伐魏之际，须贾奉命出使秦国，期望与秦相言和。范睢明白复仇机会已到，却并没有急于揭开当下的真实身份。反之，他装作是为佣糊口的下人，在与须贾相逢时，察觉他良心尚存，对幸存的范睢有些许哀怜之意。随后，他在丞相府显露真实身份，令须贾心胆俱裂，并在随后的宴会上以“两黥徒夹而马食莝豆”来羞辱他。范睢厉言“为我告魏王，急持魏齐头来！不然者，我且屠大梁”，最终迫使魏齐在穷途末路时自尽。
后人评范睢“一饭之德必偿，睚眦之怨必报”。也许他淋漓尽致的复仇确实有些过度，但他先受尽屈辱后一雪前耻的故事，可谓是更久远的东方版基督山恩仇记。
中国历史源远流长，其独特魅力在于那些熠熠生辉的人物。“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”，那些历史人物的荣辱、浮沉和悲欢也同当代人的体验共通。愿我们能汲取足够的智慧，在时代的洪流中掌控自己的生活。